潮州陶瓷历史悠久，独具特色。早在新石器时期，潮州先民已能制作出印刻纹饰精美的硬软质陶器。考古发现，潮州的陶器手工业可追溯至距今多年的虎头埔窑，为广东史前最为重要的陶器制作场所。唐代潮州窑已从制陶发展为制瓷，并形成相当规模;到了宋代，已能大量生产精致的青白瓷并销往海外;明清两代，青花瓷成为海禁的主要商品;至近代，陶瓷产区分布广、产品门类多，规模日益壮大;当代潮州陶瓷产品远销海内外，潮州成为“中国瓷都”。
潮州，隋朝开皇十一年(年)，改义安郡而设立州治，因“潮水往复”得名。潮州窑唐宋以来在潮州广泛分布，主要为外销而生产。在不同时期，其瓷器的制作工艺、烧造系统、产品特征和外销路线等诸多方面具有共性和延续性。如唐代的水车窑、北关窑，北宋的笔架山窑，明清至近代的九村窑、高陂窑、惠来窑以及枫溪窑等，都是潮州窑各个时期的窑场代表。
隋唐五代，是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时期。唐武德五年(年)李靖平岭南，潮州归属唐朝。自常衮、韩愈治潮后，潮州恶劣的地理环境逐步有所改变。唐代中期，大批移民南下，带动当地经济文化迅速发展。潮州程乡(今梅州市)水车窑及城区北关窑的生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得到发展的。
宋王朝长期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持续威胁与制约，鼓励局势相对稳定的南方进行航海贸易。由于南海对外贸易航线的开通，海外市场对瓷器的需求扩大，促使临港瓷业的发展，陶瓷也因此成为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。在海外市场需求的刺激下，北方窑工南移，把陶瓷技艺带至南方沿海地区。笔架山窑正是在当地窑工融合外来窑工之下发展起来的，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外销窑场。
19世纪50年代以后，潮州笔架山一带共发掘和清理了10座瓷窑。4号窑址是目前国内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阶级窑。这种阶级窑可以比较稳定地控制窑内温度，并合理利用余热，能够烧制出精美的影青瓷器。瓷窑长度一般在30米左右，其中最大的窑口，残存长度将近米，估计每窑至少可以烧制瓷器10万件。另外，从笔架山东南的仙田钵仔山，延伸到程洋岗营盘山、后湖一带，也布满宋代瓷窑群。宋代笔架山窑的瓷器，使用了刻花、剔花、印花、贴花、堆花等多种手法，工艺丰富多彩，产品中佛像、人像、小动物等工艺瓷，占有很大的比例。尤为宝贵的是在几个释迦牟尼佛像座上刻有“治平”“熙宁”等宋代年号及“水东中窑甲”“匠人周明”等工匠姓名的铭文。潮州窑出土后，考古专家顾铁符、金石学家商承祚、陶瓷学家陈万里等大家均亲临潮州对古窑址进行考察，鉴定印证潮州在唐宋时期陶瓷盛极一时，并认为潮州堪称是“北宋的瓷都”。
自唐宋以来，瓷器是最大宗的海上丝绸之路商品，航海贸易顺季风北可至日本、高丽、琉球，南可达今之东南亚、西亚。潮州濒临南海，位于南北航线的中点，且因季风及海流（黑潮）对航海安全的影响，使潮州的地理位置显得更为重要，成为南北贸易的交通点，大量的远洋船只需在这里补给，潮州港成为南北航线的中段港，舶商利用这一机会上岸进行货物交易。
潮州是宋代岭南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，整个潮州窑陶瓷工场区域一次烧制的陶瓷可达几百万以至上千万件，这个生产规模即便是在生产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是十分可观的，可见当时潮州陶瓷生产的集约化程度之高。这个惊人的巨大产量，主要就是面向广阔的海外市场。黄挺老师等潮学专家研究表明，从百窑村位于韩江之滨、陶瓷产量以及品种款式等判断，宋代潮州的陶瓷主要供给海外市场。宋代市舶司设立，鼓励和规范海外贸易，主张“遵循旧法，招徕远人，阜通货贿”。从笔架山宋窑的创烧背景、窑址发掘及海外发现情况，足见宋代潮州生产的瓷器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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