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摘录自图书《一江潮客情：潮汕与客家历史文化访思录》第二章潮汕文化访思录《第二节从围寨谈起的潮汕人的宗族自卫历史与宗亲观念》

《一江潮客情》第74节

明清时期，潮州地区的乡村从自保、自卫，发展至兵荒马乱、官匪难辨时期的自治。

史书记载，在清中晚期，出生在普宁洪阳的方耀因随父镇压太平军有功，先是担任潮州总兵，后逐步累官至广东水师提督。当时潮汕社会动荡，“土豪每筑堡聚众，占田产抗官租为常，吏不能禁”。方耀在担任潮州总兵期间，负责清办潮州积案，进行清乡，收缴炮械数以千计，其中也牵连或错杀了不少无辜百姓。但凡在乡寨中抗命、抗官、杀官且雄霸一方的罪魁祸首，都被方耀下令格杀勿论。

我外公的故乡潮安东凤镇鳌头乡，由于靠近韩江，乡里人口众多，相传乡里一群游手好闲之徒不时会去江上劫掠过往的商船，但他们会注意放过“方夫人”的船（就是方耀夫人的商船）。有一次竟然错劫了方耀夫人的商船，而导致后来方耀派兵平了鳌头乡。从方耀的作为可以看出，明清时期潮州乡村自治已经到了能抗租杀官的严重地步，需要政府出动军队才能维护政权、施行政令了。

同时潮州乡村逐渐建立起一套宗法制度。宗法制度除了规定祭神拜祖仪式外，一些有损于宗族内部的行为，如行窃、赌博、吸毒等，皆是族内严规禁止的。宗法制度的执行场所就是祠堂。祠堂里墙上刻写的《乡约》《族规》《劝惩簿》等，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规范，有时甚至还出现家法大于国法的局面。

祠堂是执行族规家法和解决族人争执的地方，甚至具有一族“公堂”的性质。伴随着祠堂而生的不仅有族谱，还有为宗族活动提供物质保障的公共财产——族田。

祠堂中的主祭由宗子（家族中的嫡长子）负责。宗祠事务的管理则由宗长负责，权力较宗子次之。此外，还有宗正、宗直等职责，起到管理宗族祭祀礼仪、协调族员关系、维持家族的兴盛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。有的宗长在官府的认可下，往往承担起维护本宗族和当地社会秩序的任务，甚至成为政府收取粮税、征调赋役的基层管理者。

本族本村内的事务易调和，但乡村自治往往会造成乡村之间一旦产生矛盾便无法调和的后果，乡村械斗事件便不时出现，甚至延续到20世纪末。

古代，朝廷常常需要宗族里现任或曾担任要职现已卸任的官员出面，来协调解决宗族之间、乡村之间的矛盾。例如，清乾隆年间，揭阳玉滘的山美村（小村）与池厝渡村（大村）因地界争端，时常发生斗殴。出生在山美村、时任直隶总督的朝廷大官郑大进回乡省亲，山美村乡民兴高采烈，认为这次郑大进肯定会为他们撑腰出气、打击池厝渡村。谁知郑大进劝诫乡亲们说：“强弱之不敌，父老所知也。世有千年池厝渡，而无百年郑大进。奈何修怨以害子孙乎？”言下之意是，两村强弱很明显，不能逞一时之意气，而贻害山美村的后代。两村人听闻此言，均十分敬佩郑大进的远见卓识和宽广胸怀，从此两个乡村各自约束，相安无事。“世有千年池厝渡，而无百年郑大进”也成为潮汕的劝和名言。

明清时期潮州人重视祖先信仰，有其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利益需要。如今，虽然潮汕社会依旧存在着浓厚的宗族观念，但宗法制度已经不存在了。潮汕各地建立的宗亲会组织，主要是建设和管理宗祠、撰写族谱、举办祭祖活动、宣扬祖先名士功绩、颁发奖学金劝学上进，以及举办祭神、游神、龙舟赛等民俗活动。

《论语·学而》中曾子曰：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。”意思是说：“谨慎地对待父母的丧事，恭敬地祭祀远代祖先，能使民心归向淳厚。”慎终追远，是中华文明能延续几千年至今的核心要素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不论政治、经济和科技如何发展，只要是人，便需要知悉并思考“人从何而来”“如何成长”以及“向何处发展”等问题。

现在，宗亲会里的宗长，基本是由出钱最多、热心宗族事务的企业家或是在政府机构里担任过行政官职、退休下来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担任。潮汕各地各姓氏宗亲会也经常举办联谊会或团拜会，这也算是为当今社会的和谐作出一份贡献了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宗亲会只有远离功利性、专注于公益性，才能获得宗亲们的拥戴和社会各界的认同。

（本文摘录自年3月出版的图书《一江潮客情：潮汕与客家历史文化访思录》，汕头日报、潮州日报、梅州日报和揭阳日报先后发文推荐该书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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